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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使用”并非新鲜事：将未开发空地用作停车场，或将废弃电话亭当作快递投放点，早已是城市日常的一部分。本系列后续将介绍多个案例，来阐释“临时城市主义”的意义和路径。
首先介绍的是伦敦的Gabriel’s Wharf与Pop Brixton，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经营路径，一个强调社区资产化与经济反哺，一个强调社会参与与文化生态。它们虽在目标、机制和未来走向上各有差异，却共同体现了在当代城市发展断裂与不确定性中，临时城市主义如何成为激活城市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
通过临时策略和经营机制的交织，不仅让城市中的模糊地带被重新定义，也让城市公共空间在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与经济自持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后文我们还会介绍香港的“Instagram码头”，它以临时状态为起点，衍生出社交吸引力与空间聚集效应，恰恰体现了临时城市主义所蕴含的空间潜能与文化活力。
与“Instagram码头”的自发聚集不同，加百利码头的临时使用是有意识推动且有规划介入的。其起点并非某个偶然的契机，而是居民发起的社会组织（后演变为社会企业）与政府就土地所有权展开的一次明确博弈。在获得使用权后，该组织逐步发展出一个以运营临时商业活动支持长期开发计划的空间策略。
从最初设定的四年临时使用期限，到如今已持续三十多年，加百利码头逐渐成为伦敦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所创造的经济模式不仅激活了社区，还为周边区域带来了持续收益。与此同时，它也悄然置换了这块原本将建设敬老院的土地用途，通过商业运营延长了其“临时状态”的生命周期，并继续以自身收益反哺社区。然而，这种以商业价值为支撑的临时使用模式，也早早将加百利码头置于市场逻辑之中。随着其空间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不断扩大，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士绅化的争议。虽然社区发展组织始终声称未放弃建设敬老院的初衷，但本文无意判断这一承诺的真伪，也暂不在此篇幅中讨论士绅化的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加百利码头作为一种“前开发逻辑”的临时使用类型，在空间状态、行动策略与运营模式之间所构建的逻辑与可能性。
南岸复兴与社区衰落
加百利码头（Gabriel's Wharf）开放于1988年，在此之前，这一地区毫无闲适与活力可言。泰晤士河南岸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一片时常洪水泛滥的沼泽地。工业革命之后，伦敦人口激增，大量贫困的家庭来到南岸，拥挤地住在南岸的工厂与码头附近。二战期间，南岸遭受严重破坏，但也被视为城市重建与复兴的一个基点。
1943年，阿伯克龙比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在大伦敦规划中建议用五十年的时间把南岸打造成文化中心，集合一批企业总部与娱乐设施。（更多伦敦南岸地区绿色公共空间研究内容，详见《南岸都市森林：多形态街道的绿色角色融入》）1951年的“不列颠节”（Festival of Britain）是南岸更新的一个开端。为了修建活动场馆，大量工厂住宅被拆除；活动结束后，又陆续兴建了如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国家电影剧场（National Film Theatre）、ITV总部等艺术与媒体机构。不过，这些内向封闭的文化建筑并没有为南岸衰落的街区带来活力，之前设想的公司总部入驻也十分缓慢，加上区域内原来的航运贸易产业衰退，大量企业和居民外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当地人口从5万下降到5千，留下的居民很多是老人和失业工人。
tips：1951年5月举办的“不列颠节”（Festival of Britain）是一次大型临时展览会。为了激励战争之后凋蔽的民心，此次展览会展示了英国的工艺、艺术、科学等各种成果，并且畅想了英国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展览会的主会场设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全国其他若干城市也设有分会场。（资料来源/wikipedia）
获得土地之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发商看准了这块地，想要在此投资商办项目，但是一系列提案都被所剩不多的当地居民反对。在最后的一轮开发提案中，以理查德·罗杰斯为首的设计团队设想在这块土地上，通过一个人行拱廊街和一座延伸到泰晤士河上的步行桥，连接位于河南岸的滑铁卢车站和河北岸的伦敦金融城。整个项目将提供92,500 m²办公空间、18,500 m²住宅、6,500 m²娱乐设施和10,500 m²零售。这样的大型项目被学者评论为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雄心，仅有的一点社会设施也被用来换取规划得益”。这样的功能开发也不是社区想要的，他们想要更多可负担的社会住房，更多工作机会和可以服务于社区需求的设施。
罗杰斯方案。图片来源/www.rsh-p.com
为了与开发商抗衡，当地居民首先成立了硬币街行动小组（Coin Street Action Group），该组织在1984年发展成为直到今天还在负责社区发展的硬币街社区建设者（Coin Street Community Builders，CSCB）。这个社会企业以塑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社区为自己的目标，由社区居民选举出的委员会管理，只有住在当地的居民可以成为CSCB的成员。委员会雇佣部分工作人员负责日常事务。CSCB所有商业活动带来的收益，必须用在社区公共服务，如育儿与家庭协助和职业培训等中，不能由持股人分享。
1980年代硬币街社区进行的抗议活动。图片来源/http://coinstreet.org
硬币街行动小组当时为社区的发展制定了规划，并提交给了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GLC）。规划中包括住宅、河边公园和步道、办公作坊、商店和娱乐设施等。在1979年第一次听证会上，社区与开发商的提案都被否决，需要进行重新设计。开发商的提案被认为是体量过于巨大，而社区的提案没有能很好的解决社区就业与住房等问题。此时的大伦敦议会更倾向于支持商业开发。
第二轮咨询后，开发商和社区都获得了规划许可，当时土地一半归开发商所有，一半归大伦敦议会所有。这时候大伦敦议会开始倾向于支持社区的行动。当时，大伦敦议会即将被撒切尔政府撤除。为抗议撒切尔时期不顾社区利益、仅关注商业回报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大伦敦议会，在土地开发上设置了很多限制，抬高开发成本，压缩利润空间。加上当时伦敦对办公楼的需求少，开发商最终在1984年决定放弃开发，将土地卖给大伦敦议会。同年，大伦敦议会联合大伦敦企业委员会（Greater London Enterprise Board）向CBCS提供了100万英镑的贷款。CBCS以75万英镑的低价，从大伦敦议会获得了13公顷土地。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抗争与协调后，CSCB终于获得了街区全部土地，准备开始进行自己社区的建设。
建设中的沿河公共空间。图片来源/http://coinstreet.org
公共空间的运营与社区的发展
因为硬币街区位于朗伯斯自治市与南岸区自治市的边界，两个自治市对这一地区未来的发展都无规划，所以街区的发展基本上由街区主导，只要满足与大伦敦议会的协议中规定的修建一定量的社会住宅和其他设施的要求即可。获得土地之初，社区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发住宅等设施，短期内土地空置又会造成浪费；同时街区的整体环境尚未得到改善，破败的氛围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于是CSCB的策略是先对整体的环境进行改造，包括拆除河边荒废的厂房建筑，建成沿河步道以及公园。
加百利码头作为这一系列公共环境整治的一个环节，于1988年开放。在最初计划中，它是一个为期四年的临时项目。CSCB希望通过经营一些商业项目，为后续的开发及其他需求提供资金，也带动整个地区生活工作气氛的改善。正因为其建设的最初目标仅仅是为后续的开发及运营提供资金，所以设计简单且便于维护，以尽快有所收益。
1988年临时使用方案启动之初，项目由Urban Space Management的Eric Reynolds主持，仅用三个月时间、7.8万英镑就完成了基本场地改造。空旷的工厂墙体被一幅描绘乔治亚购物街的壁画覆盖，迅速营造出商业氛围的视觉背景。在此基础上，团队以简易结构搭建了工作坊、摊位、餐饮空间，吸引本地手工艺人、艺术家和餐饮业者入驻，形成社区化的商业网络。
这种“Lighter, Quicker, Cheaper”(LQC) 的干预方式，融合DIY城市主义（Do-it-yourself Urbanism）、游击城市主义（Guerrilla Urbanism）等理念，由Eric Reynolds推广使用，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庞大的组织。这种方式一方面快速盘活了闲置空间，另一方面也为后续的灵活运营预留了足够弹性。没有永久性建筑投入，也无须复杂审批流程，整个空间像是一套可以根据需求快速搭建与拆除的城市“试验装置”。
1988年，加百利码头更新前后对比图。图片来源/Urban Space Management
加百利码头经营的各种小店。摄影/朱静宜
除加百利码头外，CSCB在30年中陆续修建了四处合作社会住宅，整修改造了历史建筑OXO码头大厦，并修建了社区中心和体育设施等项目。它们多遵循简洁且尽快产生收益的原则。场地租赁成为社区建设的最主要收入来源。
CSCB已经建设的项目一览。图片来源/http://coinstree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