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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城市的集中统一管理和解决当时城市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1962年9月和196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主要是明确对城市的基本认识。”
“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讨论城市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
2015年12月20日，首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策层关于城市工作的会议层级明显提升。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5年至2025年，中国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发展方向的争论再起，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重大变化。
2025年，最高决策层通过第二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回答当前城市发展形势的主要矛盾是否发生变化、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否需要转变、下一步城市工作的抓手应该是什么。
尽管房地产市场和住建工作的舆论关注度更高，但是从政策层面看，住建工作仅仅是城市工作子集的子集。
具体来说，城市工作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工作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城市规划等三个维度，其中住建工作仅仅是城市规划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
明确国家的城市发展蓝图是谋划经济发展结构的前提，三大产业（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将基于全国城市布局特征而因地制宜展开。
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依次回答三个主要问题：
（1）区域协调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布局结构和相互关系
（2）城乡融合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布局结构和相互关系
（3）城市规划：城市内部的产业用地、人口分布、生态环境和文化赓续的布局结构和相互关系
山川形胜，千古风情。各个城市的发展状态本质是一代代城市居民根据当地资源禀赋，用脚投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优势产业布局。
站在政策制定者视角看，城市规划需要在单一城市中排布产业用地，然后为产业工人解决居住用地问题和居住环境问题，即房地产工作或者住建工作。这属于城市规划1.0问题。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在产业发展中受益的城市居民追求更加美好的居住环境。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城市规划中预留生态空间来对冲钢筋水泥森林的压抑，需要在工业痕迹浓厚的城市中保护文化赓续的香火来筑牢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感。这属于城市规划2.0问题。
综合来看，房地产工作或者住建工作本质是在城市规划中满足人民群众居住需求，只是城市工作子集的子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城镇化提速带来的城市住房需求激增，城市房地产供应的滞后性引发了较长期的供需错配问题，带动社会一致预期看涨房产价格，房产持续流入居民资产负债表并逐步成为主要资产。
因此，房地产工作或者住建工作的舆论重要性被不断提高，地产政策需要越来越多的政策部门协同发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也就是必然趋势。
我们顺着会议层级自高向下梳理，会议层级高低的判断标准主要是会议宣布总体要求的覆盖周期长度。
第一，关于城市工作的最高层级会议应该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级而来）。一定是在城市发展方向的争论兴起、城镇化发展到了分水岭、房地产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点，中央通过专项会议明确顶层设计，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会议需要对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城市规划等三个维度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必然涉及地产政策的定调。会议指示精神的覆盖周期也是最长的。
第二，按照惯例，三中全会的主题是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十九届四中全会起到相应作用），五中全会主题是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二十届四中全会起到相应作用）。这两次会议都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必然对地产政策有所表述，通常沿用相关表述的概率更高，而非单独重新定调（全会公报主要追求大而全）。
第三，每年12月固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沿用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定调表述并对地产政策的表述进行拓展，近些年主要放在防风险段落。随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特别是城镇化问题的表述进行丰富，其中关于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表述可能涉及后续地产政策。
